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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九十九章：湖畔学堂开学（下）（第4页）

这就是确定政治体系的重要性。

“历朝历代的国家之所以相继被青史所淹没，我们这些后人在观看史书的时候总能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有的因为严苛而亡，有的因为过于宽仁而亡，要么就是土地兼并、苛捐杂税等这些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冲突矛盾，但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历朝历代从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，就是一阵子冲劲。

咱们论历朝历代之亡国祸患，倒不如论的是历朝历代在政治上的得与失。”

朱允炆自己说自己也在记，包括不远处旁听的杨士奇三人。

“秦汉魏晋，隋唐宋元。”

朱允炆将这几个朝代的名字写下来，审视之后，说道：“这八个朝代中，秦是在立国几百年后第一次确定其政治体系，即商鞅法下的，以耕战为基础辅以严法的政治体系。

汉，黄老学术往独尊儒术的转变也是在立国之后，到了昭宣中兴，又变成博采众家之长，王霸并行。政治体系多变，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核心点。

魏晋倒是有明确的政治体系，九品中正制，一个注定被扫进尘埃中的妥协体制，祸国殃民。

隋立国太短，无法评述。

唐算是历朝历代之中，在确立政治制度最有建树的一个朝代了，无论是他的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、兵役制度，各个方面吧，都是很明确并且有其鲜明特点的，不提其取得的成绩，仅以政治论政治来说，唐朝亡国之后，五代十国这些个国家，或者过度到两宋、辽金元。

这几百年的咱们汉人建立的国家也好、异族建立的国家也罢，基本都是在唐代制度的盘子里打圈圈，再也没有走出来过。

就算有些革新的地方，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，换个署衙机构的名字，改个牌子罢了，从根本上，并没有顺应时代或者说民心，重新制定一个新的政治体系。

两宋朕懒的提，也不想说，倒是朕很想说一下元朝，说一下忽必烈这个皇帝。

朕早前去过一趟北平，参观了北平的元皇宫，也看了一些元宫廷内留下的一些个杂书传记，朕看完之后非常的感慨，觉得忽必烈这个皇帝真不得了啊。

首先来肯定一下，这是一个开明的君王，在他当皇帝的这些年，两宋留下来的、封存的很多东西得以继续进步，一些工匠的知识，冷门的数学，甚至包括造船、火器、天文，都在得到发展，而且文化上，元杂曲的诞生，也使得百姓民间生活变得充实。

而在政治上，忽必烈虽然一窍不通，大搞所谓四等人制度，但是他有识人之明和用人不疑的心胸，军事上，他在发现伯颜的无能后，拜张弘范做蒙汉都元帅，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一个汉人。

朝廷中，他用安童做丞相，用贪得无厌甚至是野心勃勃的阿合马署理财政。这两人合力确保了忽必烈时期，元朝各方面的强大不会出现退步。

阿合马是忽必烈的财政大臣，也是元朝国库的大管家，元朝糟糕的人分四等政治体系导致了糟糕的财政状况和经济制度，但靠着阿合马，元朝愣生生的坚持了几十年的霸国地位，阿合马一死，元朝的经济就全面崩溃，民不聊生四海皆反。

所以朕很佩服忽必烈，所谓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，朕也学习忽必烈身上的优点。

开学堂，就是希望将朕所学的知识传播出去，来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增长见识并且懂得思考，如何在将来遇到矛盾的时候，从这些矛盾中摸索出一条双方共赢的道路来。

不要继续在这个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’的政治圈子里打转转。”

朱允炆讲的累了，就停下来歇一会，顺道看一下下面十几个孩子的神情。

这里面，有的一脸思索，有的一脸蒙圈。

确立政治体系，对他们来说，甚至包括对杨士奇这些阁臣来说，都是太过于缥缈的知识点。

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朱允炆那句‘都是在唐代制度的盘子里打圈圈’话而深受触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