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王在晋忽然变得有些激动,因为他看见了彻底解决各地饥荒的机遇!
要知道,眼下亩产稻麦的确不是很可观。
据《河间志》卷三记载:“一夫耕田三、五十亩,亩收麦一石以上。”
此时南方稻麦两熟田的稻谷亩产,如吴江、昆山等地,亩收稻谷应两石,那么折合成后世就是亩产约三百斤。
《补农书》也载:“田极熟,米三石,春花一石半,然间有之。大允共三石为常耳。”
其上所说上熟之田,是稻谷“三石”、“春花一石半”。
那么,常田的稻谷产量就大概是亩产两石,春花亩产一石,合起来亩产三石。
这是南方,现下的北方,因小冰河期影响,荒地成片,百姓无地,被迫到处逃难,产量更少。
根据方志记载,明朝自番外引入番薯的人,不只福建的陈振龙一个。
除了他,还有吴川人林怀兰、东莞人陈益,自安南境内引入,但一直都是地方区域性,没能达到大规模推广。
万历末年起,陕西、河南、北直、山东、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云南各布政使司已经开始出现引入番薯的情况。
只不过,从引入到普及,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
王在晋需要做的,就是劝说皇帝重视番薯,以朝廷政令的形式,开始试种,然后在大明两京十三省推广。
那么难点在哪儿?
既然番薯早已出现,却至今没有普及,肯定是有原因的,上疏给皇帝之前,王在晋下过一番苦工。
推行番薯解决饥荒,挡了某些人财路,但更大的原因,还是大部分的底层百姓根本不知道番薯的优点。
推广番薯,在地方上未接到朝廷明确政令时,对地方官员来说,都是一个损人不利已的做法。
大部分地方官都只是暂时种一下,缓解本地饥荒问题后为了避嫌,便鲜少再种。
毕竟,金学曾那样直接下令全省推广的人太少了。
王在晋明白,没有看到番薯真正的产量,还有皇帝明确的圣旨下达之前,番薯都只能在某地小规模的推行,达不到眼下缓解饥荒的需求量。